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１５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６０担谷。一家５口，每年食用共３５担–即每人７担左右–有２５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７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①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８４担谷。
“我１０岁时家中有１５亩地，一家５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７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４９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６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７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毛在他的解说里幽默地使用这些政治名词，一边追述这些事情，一边大笑。——斯诺注）。
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９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感到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６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
（游历了五个县之后）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
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①（新民学会。——斯诺注）的核心，这个学
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１４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１６０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１／３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１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２７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８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遇到了大量的人，政治相关的人后）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这四个口号可以约略说明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大明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这里可以套用在投资上。往往底部震荡的时候是非常磨人的，除了定投外，还应结合波段操作（小仓位操作，参考技术指标）
我们的军队很小，敌人超过我们１０倍到２０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和游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远为雄厚和优越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能够在进攻时集中主力，随后又能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迎击并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奇妙的机动性和神速有力的速决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１００万人，并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主义。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机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术。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善于打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蒋在‘围剿’中采用的新战略和战术，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的压倒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竭力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
在南方苏维埃的整个历史中，竟然没有一个“外面的”外国观察家进入过这个红色区域——除了苏联以外的世界上唯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时代令人惊奇的事实之一。因此，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南方苏区的一切情况，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有一些要点现在已经可以从友敌双方的报道中得到证实。这些要点清楚地表明红军受到拥护的基础。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捐税减轻了。集体事业大规模地建立起来，到1933年，单单在江西就有了上千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娼妓、奴役儿童和强迫婚姻都被消灭了，不打仗的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的生活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在巩固的苏区里，群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洛克菲勒支持和晏阳初主办的花了许多钱的定县群众教育实验在内。在共产党的模范县兴国，将近80％的人口都识字了。
据周恩来说，红军本身在这次围攻期间就死伤了６万多人，老百姓的生命牺牲也非常惨重。有些地区居民绝迹，这有
时是由于强迫集体迁移，有时是由于更加简便的集体屠杀。据国民党报纸估计，在收复江西苏区的过程中，１００来万人民被杀死或饿死。
冒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敢和怯懦，狂欢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像火焰一样贯穿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的持久不衰的热情、不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些青年人不承认人或自然、上帝或死亡会给他们带来失败。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都包含在一部当代无与伦比的长征历史中。
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英雄们，由于突出的英勇而被授予中国红军的最高奖章——红星奖章。后来我在宁夏见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我对他们年岁之轻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全都在25岁以下。
我知道，他的生涯是从做小学教员开始的。当时他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成为共产党人。他像我一样，多少是个民主人士。后来–他有时也感到奇怪，是哪些原因偶然凑合的结果他才变得有志于建立中国共产党。不管怎样，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免费下载：
「0002、毛泽东自述-斯诺.pdf」，来自夸克网盘分享。打开夸克网盘APP，复制口令即可下载：
筷莱冷凇静思坪夺郝
/~4f0334sBhS~:/
拓展阅读：
《毛选解读五卷合集》.pdf：http://mmjust.com/archives/19828
《毛选》解决问题的能力.pdf：http://mmjust.com/archives/19833
加入大明财富营：
和大明一起阅读、精进、搞钱!
年费即明明资源网的电子书会员，终身伴学即明明资源网的终身会员！福利详情：VIP|明明资源网
加大明助理微信：
评论0